新世纪报告文学的总体姿态大体可用“转身”与“正本”予以概括。
所谓“转身”，简要说来，就是由表象的社会分析进一步向文化透视转向，由泛化的改革颂歌向深沉的问题意识掘进，使一度被商品经济和市场大潮疏远了的报告文学的反思精神和批判品格渐次恢复。“正本”主要是指报告文学对于艺术品格特别是对于“文学性”的追问，并试图从日见扩张并随之模糊化的文体泥淖中解脱出来，以便回到报告文学自身应有的位置。细加考辨便不难发现，伴随着全球性文化热的兴起，新世纪的中国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在此前较为朦胧的文化向往的基础上日趋明朗化，进而演变为一股潮流。与此同时，针对上世纪90年代部分报告文学所存在的艺术上的粗鄙化以及文体边界模糊化的弊端，新世纪的报告文学更加关注作品的艺术品位，有关报告文学“文学性”的呼声也益发强烈。辨证地看，“转身”必须“正本”，“正本”是为了更好地“转身”，二者的本质追求是一致的。
文化品相的规模化生成显然是新世纪报告文学的重要掘进姿态。当然，报告文学的文化分析并非始自90年代，甚至也不是转型期报告文学的专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社会批判的深度还是文化反思的力度，新世纪初的报告文学都可能达到了较以往相比堪称超越性的高度。90年代末，报告文学还沉迷在1998年抗洪抢险的胜利喜悦之中，还习惯于《一个王国的崛起》、《崛起的山脊》、《共和国今日阅兵》、《开国将军轶事》、《中国特警秘闻录》、《卫士风采》、《驻军澳门》、《“中国旋风”》、《共和国第一位作家总裁》一类的书写。这类作品当然可以写，甚至可以写得很好，而且90年代末也出现了诸如《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未扶正的反贪局长》、《中国森林危机报告》等报告文本，但后者实在不多，也未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起跑意识”发挥了作用，“人民文学”、“底层书写”的呼声渐高，报告文学的责任意识、学理分析有所加强，重点作品的文化转向因此得以提速。以《2000年中国报告文学精选》为例，其中就收录了何建明的《中国高考报告》、凌志军的《追随智慧》、陈歆耕的《战争大趋势》、梅洁的《西部的倾诉》、李青松的《告别伐木时代》、常扬的《世界第一村》、徐光耀的《昨夜西风凋碧树》等优秀文本。读过作品的人不难发现，与90年代多数报告文学相比，跨在新旧世纪门槛上的这些作品显然更加冷峻、深刻，文化意味也更趋浓厚。到了2002年，报告文学的文化品格继续在反思与深化中前行，这从何建明的《根本利益》、徐刚的《黄河万里独行客》、曲兰的《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舒云的《噩梦“九一三”》、一合的《红与黑》、长江的《对面坐着马向东》、徐焕忱的《最后的拉宾》等代表性作品中可以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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